【byb.cn 】（來源：生命時報）母嬰健康風險大 婚檢產檢要到位 高齡生育做好安全保障

　　受訪專家：

　　海南省婦女兒童醫學中心生殖中心首席專家 盧偉英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副教授 靳永愛
　　本報記者 卞 磊

　　《生命時報》 2023-06-30 第1715期 第2版

　　近些年，“高齡產婦”相關話題頻頻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在社交媒體上，“女性30多歲生育算高齡產婦嗎”“高齡產婦稱遵醫囑請假被解雇”等熱搜詞條，似乎道盡了關于晚育的焦慮擔憂，以及高齡產婦遭遇的職業困惑……當下，我國生育配套支持措施尚不完善，一系列政策落地還需要全社會的支持，究竟應該如何保障高齡產婦安全與權益福利呢？

　　生育高峰年齡逐年延后

　　今年42歲的王女士，已經是3個孩子的母親。但在今年6月上旬，她還是來到海南省婦女兒童醫學中心生殖中心看診，期望能生第四胎。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海南省婦女兒童醫學中心生殖中心首席專家盧偉英直言：“我的意見是勸退，因為她都有3個孩子了，又何必四十多歲再拼第四胎。”當時，盧偉英費了很多口舌，向王女士科普高齡生育過程中母子兩代人可能面臨的健康風險。最終，王女士才坦言，想生第四胎是因為“前3胎生的都是閨女”。

　　成為婦產科和生殖醫學科醫生30多年，盧偉英明顯感覺到，近些年，高齡孕產婦的數量顯著增多，而這在統計數據中也得到了印證。2010年，我國高齡產婦比例低于10%，但在2021年，這一數據已上升至17.6%。對于這一現象，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副教授靳永愛也有同感：“基于以往研究和經驗，我國生育變遷的整體特點可概括為新生兒數量減少、女性生育時間推遲、總和生育率（即平均每對夫婦生育子女數）下降。”她還提供了一組數據：1990年，我國生育高峰年齡約23歲;到2000年，生育高峰年齡略推至24歲，且生育水平顯著降低;2010年，在上述趨勢加強的同時，28歲年齡段出現了生育水平“小高峰”;到2020年，生育高峰年齡延至27~28歲。靳永愛稱：“從這個發展趨勢來看，未來35~39歲女性生育的占比將會越來越高。”

　　“當前，原本應是‘生育主力’的青年，要么因晚婚而‘被迫’晚育，要么就是在育齡階段不愿生。”盧偉英對記者說，如今年輕人受教育年限較長，最佳生育年齡時大多在攻讀學位或拼事業，晚婚漸成趨勢。去年6月，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中國人平均初婚年齡為28.67歲，在近十年間推后了約4歲。2022年，福建省無論是結婚登記平均年齡還是初婚平均年齡，都已超過30歲;河南省三門峽市男性初婚登記平均年齡為32.5歲，安陽市女性初婚登記平均年齡為30.6歲。一系列晚婚的現實數據，讓“生育年齡推遲”照進現實。

　　相比“被迫”晚育，年輕群體“不想生”背后的原因則復雜得多。靳永愛分析，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社會經濟在生育方面的主導作用愈加凸顯。美國圣地亞哥大學教授約翰·魏斯曾在其人口學著作中稱，促成生育變遷的社會變遷，本質上是一種經濟變遷，而經濟增長帶來了與生育“相競爭”的事物。也就是說，不少人認為在某個人生階段，有其他事情比生育更值得投入時間和金錢。早在20世紀30年代，一位英國學者就對此做出了更直白的比喻：“現有的經濟體系里有兩種向上爬的方式——個人能力和少生孩子。”靳永愛總結道，其實人們真正不想生的原因，還是在于婚嫁、生育、養育、教育等高成本的阻礙因素。

　　除了社會經濟發展因素外，“觀念變了”也是生育變遷的重要因素。靳永愛表示，這是全球都在發生第二次人口轉變的主要原因。目前，有較高受教育水平的年輕人更多了，當他們逐漸擺脫傳統觀念，以更廣闊的視野看世界，自然會重新評估孩子的價值，以及女性在社會中的角色。同時，隨著人們社會流動能力增強，不少人踏上了全新的生活之路，迫使生育“讓路”。“比如年輕群體更追求個體自由，隨著那些自我意識更強、觀念更多元的‘95后’‘00后’進入育齡，生育意愿可能還會降低。”

　　兩位專家都發現，目前來看，生育意愿最強的還是年紀較大的群體，這其中除了部分家庭受“執著要男孩”等傳統觀念影響，還與近十多年來我國生育政策變化分不開。20世紀90年代以來，從全國多省陸續實行“雙獨二孩”政策，到2013年的“單獨二孩”，再到2016年實施“全面二孩”、2021年放開“三孩”，“讓不讓生”不再是問題。數據顯示，“全面二孩”政策放開效應最為明顯的是2017年，二孩數量上升至883萬人，比2016年增加了162萬人，二孩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達到51.2%。靳永愛分析，這種現象在相當程度上是源于“70后”“85前”群體的“搶生”。

　　過了35歲，生育風險高不少

　　在記者采訪的當天上午，有多位40歲以上女性來到盧偉英所在的生殖中心看診。“要知道，就生育而言，35歲是一個分水嶺。從這時起，女性卵巢功能及身體機能等諸多方面都會下降。”盧偉英說。《柳葉刀》2021年刊登的一項研究表明，女性的理想生育年齡是22~28歲，至少不超過35歲。還有研究提出，男性的最佳生育年齡為28~34歲。

　　盧偉英解釋，女性隨著年齡增加，除了卵巢功能下降帶來的問題，還伴隨著生殖系統疾病、腫瘤，以及高血壓、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慢病風險增加。相應的，她們可能會面臨不孕、流產、早產、出生缺陷及妊娠并發癥等諸多問題。“另外，由于之前的生育政策，許多生過孩子的女性沒想到有生育二胎、三胎的機會，在生一胎時選擇了剖宮產。當政策放開可以再生育時，她們一方面懷孕幾率會下降，另一方面還需警惕瘢痕妊娠及子宮破裂風險。”盧偉英提醒。

　　除了高齡產婦自身面臨風險，胎兒的健康也會受到威脅。許多高齡甚至超高齡孕婦雖然能夠幸運到達中期妊娠，比如妊娠12周后B超NT過關，但仍有可能在無創產前篩查或羊水檢查時發現胎兒染色體異常風險。高齡妊娠的胎兒發生先天缺陷的風險明顯升高。既往多項研究顯示，青春期發育提前、兒童孤獨癥、雙向情感障礙等，均與父母高齡生育有關。其中，2021年，《現代預防醫學》發文指出，35~39歲產婦出現早產的風險比20~24歲上升1.6倍、低體重兒風險增至1.47倍;同年，《天津醫科大學學報》刊登的文章顯示，父母生育年齡大于30歲的孩子，在兒童時期比同齡人更瘦小。

　　從更宏觀的社會層面來看，高齡產婦增多的蝴蝶效應正在產生。國內有學者提出，若晚育趨勢持續，將給各級產科或專科醫院等帶來沖擊。盧偉英補充說，若越來越多的初產婦生育時間推遲，人口數量及結構也將發生改變。當然，高齡產婦增多帶來的并不都是負面效應。靳永愛對記者說，事實上，年紀較大的夫妻在生育、養育孩子等方面的資源比較充分，對孩子成長發展也較為有利。

　　給每對夫妻一份生育計劃意見書

　　眼下，隨著初婚年齡不斷攀高，在新生育政策和婚育行為的影響下，高齡生育已成為我國不容忽視的社會現象。對此，我國實施了母嬰安全五項制度，為保障母嬰安全打出了一套“組合拳”。“三孩”政策實施后，我國還推出了母嬰安全行動提升計劃、健康兒童行動提升計劃和母乳喂養促進行動計劃，形成“兩提升、一促進”的政策措施。與此同時，多地加快建立積極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在生育、養育、教育等方面拿出“真金白銀”激勵生育。專家建議，在加強生育配套支持措施的同時，需將生殖健康科普宣傳關口提前，讓高齡孕婦了解可能發生的特殊情況和注意事項，保障生育安全。

　　目前，我國出生人口負增長，總和生育率處于世界倒數水平。“有了一孩才有二孩、三孩。”盧偉英表示，相關政策在鼓勵二孩、三孩的同時，也要科學合理地將利好政策輻射到一孩，為青年婚育排憂解難，提高一孩生育率，進而增加出生人口數量。靳永愛稱，相關政府部門應及時制定保障高齡產婦健康和安全的針對性政策，加強生育檢查項目的醫療經費保障。

　　同時，應積極引導青年人群的婚戀觀、家庭觀，營造適齡婚育和生育友好的社會文化氛圍。比如，通過多維度、及早的生殖健康科普宣傳，鼓勵和倡導人們適齡生育，盡可能在35歲前完成自己人生所有的生育計劃。盧偉英表示，提高婚檢率是從源頭上降低出生缺陷的最好舉措之一。建議搭建結婚登記、婚檢和生育力評估的一站式服務平臺，每一對夫妻結婚登記時，除收到一份婚檢報告，還附有一份生育計劃意見書，避免錯過生育最佳時期。生殖健康科普工作要從娃娃開始，根據不同年齡段孩子的特征，有的放矢地科普，讓孩子從小珍愛生命、樹立正確的婚戀觀。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科普的度非常重要，因此系統培訓是必要的，無論是醫學專家、老師還是家長，都要接受系統培訓和輔導。

　　高齡孕產婦應重視孕前、產前定期檢查。盧偉英對記者說，孕前咨詢很重要，可以把可能存在的風險及時排除。尤其是既往有不良孕產史及家族遺傳病史的，通過遺傳咨詢決策妊娠方式，可以最大可能減少母胎異常的風險。在懷孕后，高齡孕婦更需要積極產檢，定期接受孕期檢查、指導及干預，保障母嬰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