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b.cn 】（來源：經濟參考報）肖延齡，男，醫學博士后，中醫主任醫師。北京同仁堂中醫醫院內科主任，兼心腦病科主任。主持或主研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課題2項，主研省部級課題3項，發表論文30余篇，主編或參編著作6部。擅長中醫藥治療心腦血管疾病及疑難病。

　　“我們年輕時學中醫，三五年出師，基本都能自己開方子，且多有顯效。現在，從中醫藥大學畢業的學生，別說學了五年、七年的，甚至讀了九年的，有多少人能按經典中醫理論開方治病？”同仁堂中醫醫院內科主任肖延齡主任醫師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談到當前合格中醫人才短缺，不禁憂心忡忡。

　　已過知天命之年的肖延齡主任，是一位地地道道、醫術高超的中醫大夫。原在一家綜合性醫院，因中醫門診量不大，深感“英雄無用武之地”的他，就于幾年前“跳槽”到了當時剛成立不久的同仁堂中醫醫院，現在是門庭若市、一號難求。長期在中醫臨床一線戰斗的肖主任，深知合格人才對中醫藥繼承發展的重要性。
 
　　“中醫的生命力在于療效，療效要靠眾多合格、優秀的中醫大夫來保障。”肖延齡說，“近幾年來，中醫藥事業發展成就不少，國家財政的投入也不可謂不多。‘中醫西醫化’傾向也有所改觀，但總體上仍未得到有效扭轉，合格中醫人才短缺即是明證。” 

　　——簡單模仿西醫教育模式，中醫教育、科研和中醫臨床嚴重脫節 

　　肖延齡指出，在以前，國內各大中醫院校剛建立的時候，都是請具有豐富臨床、實戰經驗的名老中醫去教課。而現在，各中醫院校內的老師，絕大部分都是“學院派”，即從學校畢業直接留校任教。 


　　“中醫診治能力的提升，是長期臨床實戰中不斷地‘悟’的結果。自古以來一直如此，別無他途。這也是中醫區別于西醫最大特色和優勢——望聞問切、辨證施治的必然要求。”肖延齡強調說。 

　　“并不是說‘學院派’不重要，其實，他們在中醫藥知識普及、相關文化歷史研究等方面，更具優勢。但如果臨床教育以‘學院派’為主，老師論文寫得很好卻沒有臨床經驗，講授的課程只能是一些空泛的理論。現在很多從中醫學院畢業的中醫大夫，臨床知識和經驗均嚴重不足，甚至到了無法開中藥方的地步，也就不難理解了。” 

　　“國家近些年來對中醫藥教育、科研的投入也在逐年增加，但分到臨床上面的很少。中醫是門實踐的學科，臨床在中醫發展中的作用至關重要，不存在類似于西醫那樣相對獨立的科研體系。中醫的教育、科研和臨床密不可分，且其科研、教育應服務、服從于臨床。國家對中醫藥教育、科研進行投入時，必須充分考慮到這一點，不能把他們割裂開。” 

　　“相反，西醫臨床和科研雖然相對獨立，但技術上差別較小，剛畢業的大夫也可以很快上手。所以，中醫教育、科研不能簡單模仿西醫模式。”肖延齡認為。 

　　——醫院“轉科”等政策，加劇中醫整體診治水平下降 

　　目前，很多醫院對招收的中醫專業畢業生，采取“轉科”制度，即先去各西醫科室輪崗學習。肖延齡表示，這種輪崗制等于迫使中醫大夫去學習西醫，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中醫大夫整體診療水平的下降。肖延齡直言：“中醫和西醫完全是兩種理論體系、兩個思路。中醫院校畢業生本來中醫知識功底就有問題，中醫的臨床思維模式還沒有建立，剛一接觸臨床又是西醫，沒有培養出真正的中醫臨床思維，最后只能是中醫大夫越來越‘四不像’，既不是真正的中醫，更不是真正的西醫，其療效可想而知。現在有的中醫大夫給病人開中藥方，第一次沒效，第二次還沒效，第三次直接就改開西藥了。” 

　　——收費政策忽視中醫“人”的價值，中醫大夫待遇偏低導致人才隊伍萎縮 

　　從醫療費用方面來看，中醫一些門類的診療費可以說低到令人咋舌。以針灸為例，目前公立中醫院對針灸的收費，依舊沿用上世紀90年代出臺的標準，即每次針灸收費4元。 

　　“針灸作為中醫中最為國際上所認可、接受的治療手段，在國外收費很高的。”肖延齡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以德國為例，早在加入歐元區之前，在德國第一次接受針灸治療收費120馬克，第二次開始每次90馬克。這和我國收費標準相差以百倍計！即使在泰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一次普通針灸收費，也比咱們高十倍二十倍都不止！” 

　　“搞針灸的大夫，扎半天針，最后連工資都開不出來，誰還愿意繼續干？”肖延齡問。 

　　究其原因，肖延齡認為，也是“中醫西醫化”在作祟。“在西醫治療費用中，各種醫療儀器設備檢查費用占了不少，越是使用價格高昂的高級儀器設備，檢查費用占比越高。在這種模式下，靠三個指頭搭脈、一根銀針治病的中醫，自然吃虧不少。一根針能值多少錢？殊不知，中醫大夫的療效，是靠多少年的積累、修為，才能達到！但這部分屬于‘人’的價值，只有很少一部分得到體現。” 

　　現實中，一方面合格的中醫院校畢業生越來越少，另一方面，不少中醫醫院迫于生計，紛紛增加西醫科室，增加采購各種西醫儀器設備檢查項目，以增加醫院收入。在這種情況下，竟然有中醫院招人更愿意招收西醫專業的大學畢業生。“我河北老家的縣中醫院，寧可要一個西醫專業的本科生，都不愿意要中醫專業的碩士。”談及此處，肖延齡甚感無奈。 

　　——將西藥理化成分的“毒性”標準，簡單套用到中藥上，從而產生對中藥“毒性”的誤解，進而錯誤地限制中藥使用，嚴重制約了中醫藥療效的正常發揮和中醫藥的正常發展 

　　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遠的如，十多年前的“關木通事件”，導致監管部門在中藥中禁用關木通這味藥;近的如，不久前炒作的所謂“何首烏毒性事件”，又出現了對中藥的一陣口誅筆伐。 

　　談到這一現象，肖延齡甚感不解。“西醫所謂的‘毒’，是從理化指標上而言的，只要某種有害物質超過一定含量并被檢測到，就是有毒。而中醫所謂的‘毒’和‘毒性’，是從藥性而言，指的是一味藥溫涼寒熱的屬性，本質上是一種偏離于平衡狀態的‘偏性’，和西醫的‘毒’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此其一。” 

　　“中藥是靠‘毒性’來治病的。中醫認為，人生病是因為受各種內外邪氣的干擾，人體出現了偏離正常健康、平衡狀態的某一種或一些‘偏性’，從而導致人外在表現為‘病’。要治好這些‘病’，就要用與生病時人體表現出的‘偏性’相對的另一種‘偏性’，把身體狀態‘糾正’回正常、平衡的狀態。這個另一種‘偏性’，在中藥上就表現為‘毒性’。這是中醫藥治病的根本機理，與西醫用藥的消炎、殺毒等，完全是兩個體系。此其二。” 

　　“中藥的‘毒’是相對的。對于健康的人來講，中藥是不能亂吃的，否則中藥就是真正有‘毒’，對人體有害。而對于病人而言，只要大夫辨證施治，中藥的‘毒’就是能治病的好東西，不是真正的‘毒’。即使檢測到中藥含有某種成分，被認為有毒，但通過正確的炮制、使用合理劑量及使用時間，或與其它藥物配伍，這種毒性是會減至最低或不表現的。比如，赤芍可以減弱馬錢子的毒性，當歸可促進關木通中馬兜鈴酸A的降解轉化或抑制馬兜鈴酸A的溶出;生地、丹皮與關木通配伍，均可降低馬兜鈴酸的溶出而降低毒性等。同時，在治療過程中，大夫開方子使用不同藥進行配伍，配伍的原理就是不同味的藥材相生相克、君臣佐使，一方面把不同藥材中可能對人體有害的‘偏性’給克制住，不對人體造成傷害，另一方面，把不同藥材中對治病有用的‘偏性’給充分發揮出來，盡快治好病。而且，隨著病人身體的恢復，原來的方子就不適合病人當下的病情，大夫隔一段時間就調一次方子，根據病人身體狀況的改變調整藥方的配伍，使得不同時間開的藥方，總是最能符合當時病人的病情，發揮最好療效。一個越是合格、高明的中醫大夫，越能明白、掌握、運用配伍之妙，療效就越好，就能真正做到藥到病除，且沒有副作用、后遺癥！此其三。” 

　　“我分析了一下，現在所謂中藥‘毒性’事件出了問題的，一個是藥本身有問題，比如中藥制劑，這在中醫經典理論上根本就沒有，完全是按西醫理論搞出來的。另一個是西醫開中成藥，不按中醫辨證施治開藥，何首烏再好，天天吃、吃兩年能不出問題么？再一個就是中醫大夫不能按中醫經典理論開方治療，自然療效不佳甚至容易出問題。反之，合格的中醫大夫，能按照中醫經典理論開方用藥，而且藥本身也是合格的，療效自然就會顯現。” 

　　“片面、絕對地以西藥理化標準，來定性、定量套用到中藥身上，這種現狀如不能切實改變，‘中醫亡于藥’‘中醫亡于醫’絕不是危言聳聽！” 

　　肖延齡也表示，近幾年來，中醫藥的發展情況總體好于前些年。比如，國家對中醫師承教育越來越重視，已不再是以前單一的學院教育體系;再如，國家對中醫藥的投入也呈逐年增加的趨勢。 

　　“但相關政策、制度還不配套。比如，師承教育培養出來的學生，還是要通過和學院教育體系一樣的考試，才能獲得行醫執照。” 

　　“當下，中醫藥發展面臨這前所未有的機遇。國家應抓住這個機遇，徹底扭轉‘中醫西醫化’的局面，這才是中醫藥事業實現健康發展的根本所在。具體而言，對中醫藥單獨立法，加快符合中醫藥特色的中醫藥法出臺進程，建立獨立的政府監管、評價與監督等體系，應是治本之策。”肖延齡主任醫師對《經濟參考報》記者如此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