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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行遇阻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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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么上行遇阻？因為新的社會不平等正在出現，起點的不平等造成了結局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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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處改革開放前30年的中國，人人都被上行之社會所裹挾，有意無意展開個人與國家命運的快步走。個人生涯與國運密切相關，人人積極進取，個個都有上升空間與成長機會，天生都是于連索黑爾與了不起的蓋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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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30年中國個體命運的詭譎波折，為近300年內所僅見：首富輪流做，明年到我家;今年首富，明年階下囚;是金子總會發光，長江后浪推前浪，一波還未過去，一波卻又來襲;一夜成名、一夜暴富和一夜風流的活劇日日都在上演。你完全可以指責其過程的粗鄙、簡陋與荒謬之處，但無可否認：那種種渴望改變個體命運的蓬勃意志、種種天馬行空的奇思壯舉、代表自由精神的觀念激烈碰撞，是前30年所留下的最寶貴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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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社會大局初定，誰是贏家，誰是輸家已一目了然。贏者通吃的邏輯正在發揮效用，他們占據了最好的資源、渠道與話語權。后來者如想取而代之，難度只會越來越大。不僅如此，產業、人才和戶籍政策、部門管理體制、社會結構分工機制、財富分配機制、行業規則和潛規則、生活與安居成本等都成為個人進步的阻礙，個人發展的代價太大，成長成本太高，路徑變窄，到處有看不見的“天花板”，機會變得少而不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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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改革史就是一部權利的收放史，“放”是主旋律。改革開放，放權讓利，放開搞活，都有一個放字。收放主要指政府與民眾權利邊界的調整。放，就是放權，擴大自由。收，就是收權，縮小自由。中國的經驗是“一放就活，一收就死”。但眼下的現實卻是國家的權力邊界越來越大，個體的個人空間越來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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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機構越來越臃腫，壟斷國企越來越強大。期待中的“大部制改革”幾度難產，數次機構改革之后都難逃“精簡—膨脹—再精簡—更膨脹”的惡圈，中國以不到世界7%的土地，養育了世界近1/4的人口尚不算難事，難的是30年近9%的GDP增長，數倍于9%的財政收入增長率，尚難以支撐這個世界上隊伍最龐大、最人浮于事的官僚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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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海嘯一來，財政收入吃緊，地方政府除了賣地就是賣地，稅務總局高喊“加強稅收稽查力度”，明眼人都明白：又一場剪羊毛運動開始了。央企等國家隊有天然免死金牌，受傷的依然是中小企業和中下階層。不要談還政于民了，更容易些的還產于民都難以實現：土地名為國有，卻以高價賣給地產商，開發成房子賣給老百姓還要課以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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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壟斷國企打著“發展民族經濟”的旗號，干的卻是與民爭利的事情。中移動日賺3.1億元，工商銀行成世界最賺錢銀行，靠的都是壟斷這塊牌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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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是一個精英性特征極其明顯的國家，社會資源和利益被少數精英集團所壟斷，那種遵循“沉默的大多數”原則所提煉出來的共同體，則面目模糊，話語全無。珠三角的民工月薪十幾年來名義上都未見提升，更何況實際價值的下降！這直接決定了一旦失業，他們還是農民，只能離開他們辛苦建設和精心維護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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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商家、媒體和社會學家熱衷的“白領”、“金領”、“中產”等美麗標簽，在脆弱現實面前，看上去似乎是個誤會。的確，中國中間階層正在浮出水面，但其上行之途，困局重重，對于這些上行社會的生力軍來說，從畢業到工作，從成家到養家，從結婚到生子，從接受教育到找工作，從買房到生病，他們面臨大大小小的上行阻礙：如戶籍和行政管理制度陳舊、企業用人制度落后、勞資關系緊張、醫療費用昂貴、社會保險保障嚴重缺失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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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而易見的現實是：近10年來，伴隨著房價市場化、醫療教育產業化、社會保障空白化，大多數中國人的大半生辛勞所得，已被銀行、房地產商、教育部門、醫療部門悉數拿走。的確，社會學家所談的理想中橄欖型社會要求更多的中間階層，但在上行中的中國，這個還沒真正到來的中間階層正在開始集體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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