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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中國人對健康的理解，還是有病治病，而西方的醫學模式，已經從治療轉變到了健康管理上——不是亡羊補牢，而是未雨綢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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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協和醫學院院長助理兼公共衛生學院院長黃建始，講述了醫學模式的轉變對一個國家國民健康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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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約5000年前是超自然的神道醫學模式：人類認為疾病現象是由神靈或魔鬼造成的。因此，祈禱和驅邪是當時維護健康，治療疾病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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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2500年前，來源于實踐的經驗醫學模式逐漸形成。在西方，出現了希波克拉底的體液平衡學說;在東方，出現了陰陽平衡學說。但缺陷是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無法展開有針對性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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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來，以生物醫學為基礎的理性醫學模式占主導地位。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中期，人類首次控制住了一部分傳染病和營養不良。疫苗、藥物、營養素和手術成為治療疾病最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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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建始說，由于細菌學說和營養學說幫助人們在微觀世界里，找到了許多疾病的發病病因，就給人們帶來一個印象：好像所有的疾病都是病菌、病毒和缺乏營養素造成的，通過化學和生物手段殺死病菌和病毒以及補充營養素，就能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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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高血壓和糖尿病既不是病菌也不是缺乏營養素引起的———它們是生活方式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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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健康教育協會副會長、上海市政府參事胡錦華說，生活方式疾病大多是生活富裕帶來的疾病。“比如斐濟島國，原來糖尿病很少，因為吃的是原始植物，后來大量吃罐頭食品，現在糖尿病發病率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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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建始說，中國30年改革開放，成就了經濟的大崛起，但也帶來了西方國家60年前的慢性病挑戰。目前的中國，每5個成年人中就有一個有心血管病;中國煙民世界第一，地球上每診斷三個肺癌，就有一個是中國人;由于中國喝酒人數世界第一，所以酒精性肝病的發作率也很高……這些都不是單純用藥、手術能解決的問題，需要健康管理來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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