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上有一位這樣的偉人，他曾經是一位西醫，在身患肝癌、藥石無靈之際，有人勸他嘗試一下中醫。他不愿意，這不奇怪。也許他能感覺到自己已經病入膏肓沒有希望了，也許他信不過中醫，不想嘗試，也許他像那些得了乳腺癌卻不愿手術的人一樣害怕折騰受苦，這些都是很正當的理由。他愿意放棄治療也是他的權利。奇怪的是他的理由，他說：“中國的藥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診斷的知識卻缺如。不能診斷，如何用藥？毋須服。”他就是孫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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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之下，中國近代史上的另一位文化名人在這方面卻表現得要更為理智些。他就是五四新文化時期的風云人物胡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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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適是20世紀初期反對中醫的重量級人物。他青年時代曾赴美留學多年，深受西方思想文化的影響，在政治上主張全盤西化。他充滿激情地提倡新文化，態度強硬地認為中醫是不科學的。然而后來發生的一件事情，卻讓胡適改變了對中醫的一些偏見。1920年11月，胡適罹患糖尿病和腎炎，在北京協和醫院采用西醫療法久治不愈，被宣判死刑。朋友建議他采用中醫方法治療，胡適勉強應允，不料反而治療痊愈。結果胡適又活了40多年，這把胡適推入到了一個很尷尬的境地。他一方面反對中醫，一方面卻是中醫治好了他的重病。在事實面前任何解釋的語言都顯得蒼白。后來，胡適只好退而認為“中醫不科學，很糊涂，但是能治病”，在他的頌文中還是希望“許多醫學者在化驗室里，穿著漆布的圍裙，拿著玻璃的管子，在那里做化學的分析，鍋子里煮著中國藥，桌子上翻開著《本草》、《千金方》、《外臺秘要》一類的古醫書”，想“把黃芪化驗出來，看它的成分究竟是什么？何以有這樣大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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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適的病被中醫治好了，但他并沒有認為中醫是科學的，仍然希望用西醫的那套檢驗方法來證明中醫治病的道理，結果當然會使他失望。原因何在？原來這是兩套完全不同的治療方法，必須用不同的檢測方法。事實上，如果簡單地把西方重分析、重實證的思維方式看作是唯一科學的思維方法，并以它來檢驗東方的系統性思維、陰陽平衡理論，結論當然是中醫不科學。這是檢驗中醫的標尺用錯了，而不是中醫錯了。中醫并沒有什么都得小白鼠、小白兔說了才算數。當然，任何人都不可能全知全能，都有知識的盲區。科學的目的是求取真理。既然“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么能治好病的醫學，就應該是科學的醫學。客觀存在的真理，不以人們是否承認為標準，而是以實踐為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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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里正好有一個真實的案例。有一位40多歲的張姓患者在眼眶后生了一個腫瘤。當時的主治醫生提出局部手術治療和放化療方法。放化療方法雖然使腫塊縮小了，但病情反反復復。后來她考慮手術治療。但由于腫瘤的特殊位置，必須開顱取出，風險較大。怎么辦？她抱著試試看的想法輾轉找到了我們。我們為她進行了辨證論治零毒抑瘤調理，但調理的方向并不是針對眼睛，而是從肝開始調起，因為“肝開竅于目”，肝經上連目系，所以眼的生理病理莫不與肝有著密切關系。經過了半年的中藥調理，患者的腫塊開始逐漸變小，最后不用增強CT，很難發現，而且至今沒有不適癥狀。經歷了這個過程，從此他對中醫深信不疑。像這樣的病例，在我們的實踐中還可以找到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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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將人看作一個有機的整體，在這個有機整體中，五臟六腑的盛衰和病變都會通過精血津液等介質表現于體表，高明的中醫常常能從脈象、舌苔、眉毛、頭發、皮膚、手掌紋路、指甲顏色等身體表面的細微變化診斷出體內的疾病，這就是中醫的神奇之處。中醫的這一理論并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源于自然萬象的規律。美國氣象學家愛德華·羅倫茲提出過一個著名的“蝴蝶效應”理論，簡單地說，就是一只蝴蝶在巴西輕拍翅膀，可以導致一個月后美國得克薩斯州的一場龍卷風。世界萬象的聯系是如此神奇微妙，它們相互影響，互為表里。人體也是這樣，頭發、指甲、耳朵……身體外部的一切都在反映著體內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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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遺產的璀璨瑰寶，經過數千年的實踐、總結、理論升華，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理論體系。它為中華民族幾千年的醫療保健、繁衍生息、繁榮昌盛發揮過十分重大的作用，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勛。中醫是中國的第五大發明。只有你真正了解中醫，才能知道中醫的偉大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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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現代的“胡適”們，都是那些有了健康難題時既會找中醫看看，又不固守成見，能寬容對待或信服中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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