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b.cn 】（來源：生命時報）我去美國進修的時候，中美在醫學科技發展上還有巨大差距。比如在美國做搭橋，就像做闌尾炎一樣普通，冠脈造影、球囊擴張術也都很普及，而當時中國能做搭橋手術的心外科醫生寥寥無幾。也正是因為技術稀缺，有些專家持保守觀念，認為“教會徒弟，餓死師傅”，當時的搭橋、支架等手術，年輕醫生很少有機會上手。

從美國回國，我回到了北大醫院。當時我一心想籌建平臺，培養更多介入技術人才，建立心臟中心。但那時北大醫院的教授只能春秋兩季招生，每次只能招3~5名，還要轉門診、急診、病房，真正接觸介入新技術的時間很少。另一方面，渴望來醫院進修學習介入技術的醫生又特別多。北大醫院的老領導，包括汪麗惠院長、許玉韻教授等都非常支持我的想法，但受限于機制，一時難以突破。我想，如果按部就班地推進，速度太慢。我迫切想改變。

1993年，時任北京朝陽醫院的金大鵬院長向我發出邀請，我提出成立心臟中心的想法，得到了全力支持。于是，我在朝陽醫院辦起了介入治療技術的“黃埔軍校”，面向全國招生，主要抓四大技術推廣——起搏器、射頻消融、PTCA(球囊成形術，后來有支架)、搭橋手術。全國各地醫院的年輕醫生紛至沓來，每期五六十人，沒宿舍大家就在外面租房。為了讓年輕醫生真正學會，我通過長城會(長城國際心臟病學術會議的簡稱)的平臺，邀請美國、日本、德國等各國專家，做技術培訓實況轉播，讓醫生身臨其境，看手術過程中可能會遇到什么情況，該如何解決。那個年代，醫院沒有轉播設備，我就請央視的朋友幫忙，借出專業器材進行轉播。每次集中培訓4~5天，我邊翻譯邊講解，每次講完都會聲帶水腫，聲音嘶啞好幾天說不出話。參加培訓的學員特別踴躍，我帶回大量國外資料和幻燈片講給大家，很多人站著也要前來聽課。

成立心臟中心的一個重要舉措，就是必須打破科室界限，心內科、心外科醫生一起討論病例，為患者優選最佳治療方案。但當時醫院心內科、心外科是兩個不同的科室。由于心臟中心的整合組建，還發生過一次“沖突”。

當年，超聲室在各醫院都是獨立的，導管室歸放射科管理，每次心內科為患者進行檢查，都要進行預約，流程比較繁瑣。心臟中心成立后，由于經常要搶救急診患者，沒有節假日、白天黑夜之分，如果夜晚患者來了，再找導管室醫生找鑰匙開門，搶救時間耽誤不起。本著讓臨床更高效的目的，我提出將心電圖、超聲、導管室等劃入心內科(心臟中心)的建議。醫院覺得協調起來很棘手。

由于遲遲沒有結果，幾位年輕氣盛的心內科醫生就跑到金大鵬院長那評理，“我們不是為了‘搶’導管室，而是為了能搶救急診病人。時間就是心肌，時間就是生命。請院長幫忙解決這個問題。”金大鵬院長當即召開現場辦公會，做了一個兩全其美的決定——把現有導管室劃歸心內科管理，另外再重新購置了一整套機器設備給原放射科，這樣就方便兩個科室同時開展工作。于是，朝陽醫院首開了“由心臟中心管理導管室”的全國先河。

后來，心臟中心的模式陸續被更多醫院借鑒。但我心目中真正的心臟中心，應當兼有心內科、心外科，心內心外應是一家。但時至今日，心內科、心外科之間在病人身上爭奪利益的情況還是存在的，真正以病人為中心的理念貫徹起來依然很難。從醫這么多年，我認為，醫療服務的進步，技術是最簡單的，最難的還是理念的改變。(連載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