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康易健康網)2003年，老實巴交的天水農民李建平被戴上艾滋病的“帽子”，他的家庭因這個突如其來的變故而趨于崩潰……四年后，李建平卻被通知：艾滋病自愈了。《西部商報》的記者就此咨詢了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專家，被告知所謂“自愈”說是沒有可能的。

　　此事曝光后，李建平的遭遇被輿論命名為“被艾滋”和“被痊愈”。

　　“被××”正在變成社會熱門詞匯，一個“被”字盡顯當事人的辛酸與無奈。大學生完成學業后無法找到工作，但學校說不就業就不能拿到畢業證，于是虛假的就業證明橫空出世，很多待業學生“被就業”。李建平則是先在一次采血化驗中莫名其妙地“被艾滋”，四年之后更加莫名其妙地“被痊愈”。在這些荒誕戲劇般的真實故事中，處于弱勢的當事人被呼來喝去、任意擺布，一個公民應有的權利得不到行使，一個常人應有的尊嚴得不到維護，其中的凄涼和屈辱，實非旁人所能體味。

　　細看李建平的離奇故事，頭一回被查出艾滋病尚屬于正常概率內的誤差。是人就可能出現失誤，機器也做不到萬無一失，在大量的血樣檢測中出現個別錯誤結果并不奇怪。然而，科學之所以為科學，就是它要求任何結論都能經得起重復印證。李建平在四年間進行了跟蹤血樣檢測16次，從來沒有人向他出示過一張再度證明他患上艾滋病的血樣化驗單，反倒是當地疾控中心的官員在記者的追問之下不得不承認：2006年就發現李建平的身體是好的。可見，李建平“被艾滋”的過程輕率潦草，不符合基本的診療程序。

　　更可氣的是“被痊愈”的過程：就按當地疾控中心的說法，2006年發現李建平沒問題，可是直到2007年10月才通知到他本人。明知道李建平因為背負著艾滋之名而備受折磨，卻遲遲不肯啟動糾錯程序，足見檢測鏈條上的這些人對病人利益的漠不關心，對自身職責的漫不經心。最后實在拖不下去了，他們竟然發明了一種堪稱醫學奇跡的說法：艾滋病自愈。這種毫無為官之德的官員和缺少惻隱之心的醫務工作者，應該受到全社會的共同譴責，應該受到黨紀、政紀的嚴厲處罰，非如此不足以告慰受害者，警示后來人。

　　在呼吁啟動行政問責程序之外，我們也應該深入反思一下：糾錯機制為什么失靈到了這種地步?出于自利的考慮，那些工作中失誤的人為了保全顏面和逃避問責，一定會想辦法回避和掩蓋自己的過錯。既然個人的自發糾錯不現實，那么公共服務部門就必須建立一套互相監督和集體糾錯的機制。首先是任何結論的得出都要在內部真正經過復查程序，發現問題要及時糾正，不能虛應其事，坑害當事人。還有就是要建立獨立投訴制度，群眾在與公共服務部門打交道時發現了疑點、產生了糾紛，應該有一個與該部門利益無關的地方去投訴，這個地方接到投訴后必須及時響應，查明事實。就像香港的廉政公署一樣，一旦發現公務員有危害市民的情狀，就會鐵面無私地啟動調查程序，給出公正的說法。

　　我們極不情愿地看到，糾錯機制失靈的情況在其他領域也時有出現，有些甚至造成了人命冤案。1995年，河北青年聶樹斌以強奸罪、故意殺人罪被執行死刑。十年之后，真兇現身坦白了罪行，可是聶樹斌案至今沒有平反昭雪。與聶樹斌案相似的還有內蒙古的呼格吉勒圖案，一樣的草率定案于前，一樣的拒不改錯于后。現在，我們正在努力建設法治社會，當然不允許此類事情一再發生。那么，在各領域建立強力的糾錯機制，就成了刻不容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