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奧巴馬這個良好的醫改，面臨著哪些困難呢？下面我們來看這一段新聞：

　　最近，奧巴馬有點煩心。面對醫改進程可能出現倒退和失敗的危險，他親自上陣，在國會兩院發表了醫改演說。然而，就在他演講幾天后，保守勢力發動了華盛頓的示威大游行。最后兩黨究竟能夠在什么程度上達成妥協，通過一個什么樣的醫改方案，這一切都充滿了變數。

　　自從1994年克林頓夫婦的醫改方案遭受慘敗之后，在美國，沒有哪個政客再敢輕易地將自己的政治資本押在醫改這個“燙山芋”上。然而，經過十幾年的療養傷痛，加上醫療費用的持續增長給整個經濟帶來日益沉重的壓力，16%沒有醫療保險的人口還在經濟危機中繼續增加，這都使得醫改又成為近來美國的核心話題之一。

　　通過刺激經濟計劃，在連續打了幾場勝仗后，并在美國經濟危機開始出現緩解跡象的形勢下，奧巴馬更加一不做二不休，試圖在醫改領域中大刀闊斧地乘勝推進。然而，最近美國醫改的立法過程一波三折，充滿了戲劇性的變化。歷史是否會又一次輪回，醫改是否會又一次成為民主黨總統的“滑鐵盧”？

 

你撒謊！

　　當奧巴馬說到改革后的醫療保險將不會覆蓋非法移民時，南卡羅來納州議員喬·威爾遜突然大叫：“你撒謊！”

　　如何能夠使大多數人的既得利益不受到明顯損害，從而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這是美國醫改目前面臨的重要挑戰。奧巴馬醫改的兩個主要目標，一是實行全民醫保，二是控制醫療費用的過度增長。由于這兩個目標的實現很難不觸動大多數人的既得利益，這為共和黨阻擊奧巴馬醫改創造了機會。

　　吸取了克林頓醫改失敗的教訓，奧巴馬醫改一開始便注意擴大統一戰線，在一些重要問題上爭取醫生、藥廠、醫療保險、企業、工會和老年人組織等重要利益集團的支持。盡管這樣，對于奧巴馬醫改的阻擊戰仍然在經濟、政治和道德情感三個層面上展開。

　　①首先，醫改爭論的第一個層面是在經濟形態上展開的。國會提出的醫改方案，估計醫改費用10年增加一萬億美元。共和黨認為，醫改費用超出了經濟可行性和政府預算的可承受性。錢的來源無非是開源與節流，開源便需要增稅，向誰增稅便成為爭論的焦點。奧巴馬競選的重要綱領之一便是不向中產階級增稅，因此醫改的增稅來源是高收入人群。由于醫改費用的爭論更多涉及到技術層面，所以一直局限在較小的范圍內，沒有引起老百姓太多的關注。

　　②醫改爭論的第二個層面是在意識形態上展開的，其聚焦點圍繞著是否要建立一個政府主辦的新醫療保險計劃。民主黨認為，只有通過政府醫保與私人醫療保險競爭，才能保證實現全民醫保，同時達到降低醫療費用的目的。共和黨認為，盡管政府醫保在老人、窮人等特殊人群領域內發揮作用，但一旦政府涉足一般人群的醫保領域，將會打敗私人醫保，最終導致政府醫保一統天下。政府與市場的作用歷來是美國兩黨政治中斗爭的核心焦點。奧巴馬政府在反經濟危機的背景下，推進了一系列政府干預和調節經濟的措施，已經引起了反對派和社會輿論對于政府勢力擴張的警惕，因此在醫改中政府力量的繼續擴張便觸及到意識形態爭論的底線。鑒于此，奧巴馬和民主黨內部在政府醫保的問題上開始出現動搖和反復，考慮是否用一個非營利性組織的醫保計劃來替代。

　　③醫改爭論的第三個層面是在道德情感上展開的，其觸發點便是轟動一時的“死亡判決”。在眾議院通過的醫改方案中有一條，要求向臨終病人提供臨終關懷方面的咨詢，給病人提供選擇姑息治療的機會，從而使臨終病人不再局限于采用拖延生命的治療方式。這樣一方面可以更好地滿足病人需要，另一方面可以更有效地使用醫療資源。

奧巴馬醫改引200萬美國人上街抗議

　　然而，共和黨人將臨終關懷咨詢稱之為“死亡判決”，即由政府來決定臨終病人是否應當放棄治療。去年參加總統競選的共和黨副總統競選人佩琳跳了出來，以一個殘疾兒童母親的身份，宣稱“死亡判決”是一個對臨終病人和殘疾人非人道的政策。道德情感的打動力一下子將醫改爭論推向一個轉折點，許多原來對醫改爭論并不關心的老百姓由此產生不滿情緒，使得奧巴馬醫改的推進突然出現了逆轉。結果，參議院的醫改方案馬上放棄了類似內容，民主黨在許多爭議問題上也馬上降低了調門。

　　那么，我們來看看奧巴馬醫改最大的麻煩是什么，下面我們摘一段博客文章給大家看看：

　　美國估計到2012年每年有4.3萬億美元（相當于GDP的1/4）花在醫療上，這顯然已經失控，改革刻不容緩，問題是該如何改革。

　　醫療產品本質上是一種稀缺的剛性商品，說它剛性因為人人都需要，稀缺是無論是合格的醫生還是患者需要的先進療法都不可能應市場需求無限制生產。對于這種商品，只會有兩種現象，一種是國家包辦保證惠及每個人，另一種是交給市場。前者的缺點是效率低下。例如我有個在英國的朋友牙痛，結果被告知手術要排隊一年。后者則會造成價格大幅度上漲（類似于香港的房地產市場）。

　　奧巴馬的醫改政策本質上是向前者靠攏，但他知道很難直接說服崇尚競爭和市場的美國人，于是又開始了他競選時屢試不爽的包裝手法：把醫改方案說成能夠惠及全民，又能削減成本，還不壓抑創新。但這次，美國人民似乎并不買賬。

  
　　美國醫保有個重大問題，就是不向雇主替員工支付醫療保險征稅，這聽上去還不錯。但在實際上操作中，由于雇員不是從自己工資中掏出醫保費用，就不會慎重考慮控制成本，于是工會不斷要求雇主提高醫保福利去購買更高端的保險，等于和保險公司形成一種唱和共謀關系。雇主在工會的壓力和可以減少稅負成本的誘惑下很容易退讓，最終導致醫保成本的增加大大快于工資和經濟的增長。通用汽車宣布破產的一個重大原因就是醫療保險和養老金負擔太重。

　　對這個問題，麥凱恩的解決辦法是把福利工資化并且要征稅，但是奧巴馬既不愿意太得罪工會，又想削減成本。于是他的方案是對保險公司的高端保險征稅，認為這樣可以增加高端保險成本，讓工會放棄一味追逐更好的保險。問題是這一方案本質上并沒有打破工會和保險公司的共謀關系，同時又對愿意付錢購買高端保險的高收入人群不公平，因為這個方案等于在給他們加稅。

　　奧巴馬方案中另一個重大問題就是模仿歐洲的辦法大幅削減醫保中個人承擔的比例，甚至是一個很小的固定費用。這種辦法就會造成患者、醫院都不關心醫療費支出。可能隨便一個小病，醫院都會把核磁共振等等昂貴的手段用上以便謀求更高的利潤。

　　奧巴馬曾在演講中慷慨激昂地說：“美國這樣一個偉大的國家怎么能夠容忍有三千萬人沒有保險！”問題是在美國現在的財富實力下，教會和私人慈善機構已經能夠向這三千萬沒有醫療保險的人群提供基本醫療保障，而且，美國法律規定：任何醫院不得拒絕急診病人，這也確保無論患者有無醫保，重急病都可以得到醫治。

　　另外，奧巴馬醫療改革最主要問題就是他面對關鍵性爭議不敢做出斷然決定，希望能夠用妥協方案討好各個方面。過度依賴包裝去煽動群眾支持，而不是理性說服民眾。這可能也是他執政的風格，但這次也許就是他失敗的開始。

 　　了解了美國的情況，現在我們再來看看中國的醫改，同樣也是困難重重，步履維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