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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身中醫世家的“鐵桿”中醫彭堅指出，潘肖玨教授把對待癌癥的做法分成“鷹派”、“鴿派”，這個比喻很有意思。實際上，“鷹派”在近現代醫學領域中，已經統治了一百多年，“鴿派”的觀點則剛剛冒頭，甚至還談不上所謂“派”，“鴿派”的觀點在人群中還得不到廣泛的認同，特別在中國，甚至被視作“海外奇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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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醫學一直是“鷹派”當家，“對抗治療”是近代醫學的主要手段。不但是對待癌癥，對待所有病原微生物所導致的疾病，西醫一概是以“殺死”、“消滅”、“除惡務盡”作為治病的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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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現是細菌等病原微生物引起的疾病，用磺胺、抗生素殺死它;發現是細胞增生變異引起的癌癥，用手術割除、用放化療殺死它;發現是病毒引起的疾病，也想殺死病毒，但因為目前還沒有發明出有效殺死病毒的藥物，只能用免疫制劑來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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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遇到“甲流”這樣的并非嚴重的病毒性疾病，一旦發生，現代醫學也感到神經緊張。人文學者王一方(北京大學教授，原上海少兒出版社社長)有一段精彩的論述：“這是一種典型的‘戰爭模式’，有‘敵人’，有‘殺傷性武器’，有‘戰場’，有‘戰斗’，把治療關系定格成對抗關系，藥物手冊里有許多類藥物都以‘抗××’命名，如抗生素、抗寄生蟲藥、抗感染藥物、抗腫瘤藥、抗過敏藥、抗貧血藥，連維生素C都曾叫‘抗壞血酸劑’。其實，維生素類是營養要素，補充型的治療思路，而非對抗型思路。從醫學人文的角度看，‘戰爭模式’的治療觀容易產生兩種迷失，一是把病人當‘敵人’，把疾病與生命混為一談，抗生素的攝入不僅殺死致病的細菌，作為代價，也殺死了正常的菌落，使體內菌群生態發生傾斜，同時，抑制體內免疫功能，中間代謝物還可能引發免疫反應。二是確立了外在干預(涉)占主導的治療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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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與癌癥斗爭了幾千年，現代科學的進步使得人們對戰勝癌癥充滿了信心。美國政府在1960年曾經提出兩項宏偉的計劃，一個是“阿波羅工程”，一個是克服癌癥。在1969年，不到十年工夫，人類就實現了登月的夢想，而癌癥不僅沒有攻克，其發病率和死亡率仍然高居疾病譜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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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一個世紀以來，手術、放療、化療，成為治療癌癥的三大法寶，目的都是殺死癌細胞，至今為止，還是這“老三篇”，這些方法實際效果如何呢？美國聞名遐邇的醫學家，《細胞的禮贊》作者劉易斯·托馬斯說，“在癌癥治療中所做的很多事情：手術、放射和化療，都屬于半拉子技術。因為這些措施都是指向也已形成的癌細胞，而不是針對細胞轉變成贅生物的機理”，而另外一個學者哈定博士的調查報告更加直言不諱：“那些不治療者比治療者生存的希望要大！”接受治療的中晚期癌癥患者，不僅要承擔高昂的費用，治療的過程極其痛苦，而且治愈的幾率極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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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嚴酷的現實使得西方在對待癌癥的觀點上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不把癌癥當做敵人，“與癌共生”開始成為人們的一種共識。這種觀點是有事實根據的：第一，每個健康的人每天都在產生一定數量的癌細胞，只要免疫系統健全，這些癌細胞隨生隨滅，就不會聚集成癌腫，換言之，人與癌細胞始終處在一個動態平衡的狀態下。第二，許多享有高齡的人在死后的解剖發現，他們生前都有癌癥，是帶癌生存了許多年，但在世時不知道患了癌癥，更沒有進行治療。第三，很多患晚期癌癥的病人，放棄手術、放化療，以良好的心態、積極的措施對待自己的疾病，通過自然療法、生活方式的改變等，最終獲得了痊愈。所有這些事實證明：其實人體存在著一種自愈機制，醫生以及病人自己所做的，是要最大限度地設法調動自身的自然療能，來戰勝疾病。作為醫生，不應當依仗現代技術，過度干預和過分治療，以免對身體造成“醫源性疾病(傷害)”，作為患者，應當以平靜的心態對待癌癥，不必“談癌色變”，“大部分癌癥患者是被自己嚇死的”，說明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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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方，目前醫學界廣泛宣傳“癌癥是一種慢性病”，告訴病人不必恐懼。對待65歲以上的晚期癌癥患者，一般不再進行手術、放化療，以免增加患者的痛苦，但給以精神慰藉、止痛藥和其他對癥治療的藥物，使他們有尊嚴地活著和保持較高的生活質量。“與癌共存”的新觀念逐漸被人們接受之后，從1995年開始，美國的癌癥死亡率開始下降，而且逐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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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在對待癌癥方面觀念的轉變，已由“對抗”變為“對話”，這個轉變對醫學乃至于對科學而言，意義重大。如果說在醫學界存在著“鷹派”和“鴿派”之分的話，那么中醫則整體屬于“鴿派”。具有兩千多年歷史的中醫學，從一開始就放棄了“外科手術”這一種治療手段，不以“對抗治療”作為治病理念，而以“養生防病”、“扶正祛邪”、“調節平衡”、“卻病延年”作為治療疾病和保護健康的總原則，即使是對待癌細胞、病毒、細菌這些“致病元兇”，也不是“趕盡殺絕”，而是通過“扶正祛邪”、“軟堅散結”等方法，或“給邪以出路”，或使癌腫消散于無形，這樣就減輕了藥物對人體的損傷，避免了病毒、細菌為逃脫藥物的攻擊而產生變異、釋放更多的毒素來傷害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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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中國，“鴿派”的觀點遠沒有獲得人們的共識和推廣，至少是出于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1、人們過分相信現代醫學技術，以為癌癥只要進行了手術、放化療后，就可以獲得痊愈，或延緩生命。2、中國人講究孝道，父母患了癌癥，子女不忍心不盡力救治，哪怕傾家蕩產也愿意，他們并不知道其實很多情況下的治療是雪上加霜、增加痛苦。此外，具有宗教情結的中國人不多，對死亡的恐懼比其他許多民族要強烈，即使病入膏肓也不惜代價期望挽回生命。3、醫院一方面是迫于世俗的壓力，出于無奈，一方面是受到利益的驅動，不惜過分治療、過分用藥，用最好的儀器檢測，用最昂貴的進口藥，上演著一部又一部“真實的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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