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為爺爺是家鄉有名的中醫，“出門都會有鄉親們主動用轎子抬著”，中山醫學院教授謝汝石，在幼年就對爺爺所受到的那份尊敬羨慕不已。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行醫的他，也有美好的回憶：“那時醫患關系還不錯，病人信任醫生;醫生住著單位分來的房子，壓力不大，可以一心只想著專心看病。”

?

　　但這份愜意在上世紀末被打破?！?996年我從美國回來，發現行醫的環境變了，整個社會已經很浮躁。醫院里也是一切向錢看，醫患沖突開始增多?！?/p>

?

　　在中國開始經濟轉型的同時，原本由政府包辦的公立醫院也經歷了變革：自上世紀80年代初起，政府對醫療機構的經費補貼實行“全額管理、定額補助、結余留用”，即國家根據編制床位進行定額補助，增收節支的結余，可用于改善醫療條件，也可用于集體福利。這直接催生了醫院搞創收、增加獎金的逐利沖動，并在1997年上一輪醫改實行后變得尤為突出——政府對公立醫院的投入寥寥無幾、醫院里各項定價以及醫務人員的工資仍遵循低標準。

?

　　“在這樣的激勵機制下，醫生再也不能只想著如何看病了，他們得考慮更多的東西?！迸c此同時，醫療費用中由個人支付的比例也逐年上升，“生不起病”成了大多數人必須直面的冷酷現實。

?

　　謝汝石曾經處理過一起醫療糾紛。一位患者去找老專家看病，專家只開了幾元錢的藥。患者指責老專家不負責任：“我排了幾個小時的隊來看病，你怎么能給我這么便宜的藥？”但這位嚴謹的老專家十分堅持自己的處方：“是藥三分毒，你并不需要那么多藥?！睕_突就此產生。

?

　　更多的不信任，是對醫生“大處方”“大檢查”的懷疑。在趙星凱三年醫生生涯中，有一位家屬令他印象深刻。一位患者被父親和弟弟送來急診，醫生診斷為急性心肌梗死，提出立刻做血管造影;如果需要，還要放置支架。這樣的處置，報銷后個人仍需負擔1萬多元。老父親接受了這個建議，但他的弟弟、一位中學老師，果斷拒絕了。他認為，“你們是騙我的錢。”醫生們輪番做這位教師的工作，“從當晚10點談到凌晨3點，就是說不通?！弊罱K，42歲的患者在急診室的病床上去世。

?

　　一位醫生坦言，一些患者及其家屬戴著有色眼鏡看醫生，似乎他們不再是治病救人的天使，而成了憑醫術牟取私利者，甚至是“白眼狼”;同時，也有一些醫者戴著有色眼鏡看患者及其家屬，不再把盡心盡力為患者服務看作自己的本分和天職，而處處提防著患者，甚至把患者視為“刁民”。

?

　　相互不信任后果嚴重?！靶湃沃拢杀咀畹?。但當越來越多的糾紛發生，醫生只能選擇保護自己，整個醫療的成本一定會提高;最受傷害的，恰恰是支付能力不高的底層人?！睆V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針灸科醫生張子謙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說。

?

　　“一旦醫患之間缺乏信任，醫患關系就會很脆，就像瓷器一樣，沒有人性，沒有彈性?！贬t學人文專家王一方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說。

?

　　交流與溝通的困難，是醫患不信任的另一原因。阜外醫院心內科醫生楊進剛曾被一位病人掐著脖子，因為他曾告訴患者病變有些嚴重：“需要的話，可以做心臟搭橋?！?/p>

?

　　“那個病人聽我說著，就跳起來死死掐我的脖子：‘你想咒我死嗎’”楊進剛回憶，“他很自然地把心臟搭橋和死亡聯系到了一起?！?/p>

?

　　在謝汝石看來，這種溝通不足和醫生的診療時間有很大關系。“人們都往三甲醫院擠，最多的時候，我一個上午看了90個病人，能不影響服務和溝通的質量嗎？”

?

　　“當我自己帶孩子看病的時候，我也會對醫院和醫生不滿。”楊進剛說。他坦言，當前的醫學教育中，人文教育“幾乎沒有”?！皣獾尼t生、國內的很多大專家，都是溝通高手。我們的醫學生，一進校門就學的是技術，不擅長溝通，欠缺表達的能力。”

?

　　在王一方看來，同仁血案表面上看是醫患之間對疾病結果和療效理解不一，深層次上說，則是醫生和公眾在理解疾病、理解痛苦、理解生死上的巨大分歧?！罢麄€現代醫學對疾病治療有了過多的承諾?！?/p>

?

　　“科學是一種承諾，消費也是一種承諾。老百姓認為醫學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醫學是自動售貨機，我的錢進去就一定要有個結果;醫生又往往會炫耀新技術讓病人抱有過高期望。其實這些貼著很多標簽的新技術——海外生產、最先進的，更加刺激了人們對治病的奢望。結果，奢望越高，失望越多，摔下來最重?！?/p>

?

　　“一旦這種失望和對醫生的不信任疊加，再和整個社會的情緒疊加，患者就有可能進入一種瘋狂的狀態。”王一方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