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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者缺乏醫學知識，加之溝通不暢，最終使得醫患之間的信任蕩然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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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接受財新《新世紀》記者專訪時，上述同仁醫院耳鼻喉科負責人稱，首次手術無法完全切除病變的情況比例極少，不幸還是發生在了王寶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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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對于醫院是否就手術風險盡到告知義務，他特別強調：此前已按慣例明確告知患者，并有患者方面的簽字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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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新《新世紀》記者看到了日期為2006年10月18日的“北京同仁醫院手術同意書”。其上第八條為“術后病理報告腫物若為惡性，需再次手術”;手術同意書上，王寶洺的簽名清晰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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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許是由于對手術效果心理落差太大，王寶洺此后的舉動表明，在腫物惡性成為現實后，他對手術同意書上的“風險提示”選擇了忽略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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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對于誰也不愿意看到的意外情況，徐文提出了兩種治療方案供王選擇：進行放療，或再次手術切除病變;由于同仁醫院沒有放療服務，如選擇放療則需轉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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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出院病歷寫明，王寶洺需定期返院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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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文提供的兩個方案，王寶洺全部予以拒絕。為何如此選擇？只有王寶洺本人才能給出答案。而從王妻對財新《新世紀》記者的敘述中，只能感知那段時間里王寶洺的痛苦，以及他內心的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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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做了手術，王寶洺一直想找徐文溝通。手術前一天，徐文才從外地出差回來，沒有和他們交流第二天手術的內容，這讓夫妻倆非常不滿;手術后，王妻稱，她多次找徐文都沒有找到，護士總回復她，“醫生忙著呢，在做手術呢，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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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妻說，她在住院區和門診區，都找不到徐文。“其實他就是手術后疼，我們想找她問問，如果能解釋就不會有后來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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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比后來在中國協和醫科大學腫瘤醫院治療時的情況，夫妻倆對同仁醫院越發不滿。王妻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腫瘤醫院手術前一天，醫生曾和他們仔細分析了病情以及手術的優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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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偏偏王寶洺一直找不到徐文，這就為災難埋下了種子。在接受財新《新世紀》記者采訪時，王妻自言自語地嘆息說：“總找不到徐文，偏偏那一天，被他碰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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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10月23日，王寶洺從同仁醫院出院。10月31日，他即到腫瘤醫院進行會診，病理會診報告單上顯示，“燒痕處可見腫瘤”——這其實就是一周前同仁醫院病理報告的另外一種表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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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并無醫學知識的王寶洺不可能理解這一點;同時他不可能或許也不愿意接受，激光手術不能像傳統的手術刀那樣清楚地切割深處腫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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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腫瘤醫院“術后CT雙側聲帶組織明顯增厚”的診斷結果，更讓王寶洺憤怒莫名——既然說切除右聲帶，為何還存在聲帶？他甚至認為，徐文做了一場“偽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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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里所說“聲帶”并非器官，只是影像學表述的概念，對應于聲帶所在的肌肉組織，所有CT等影像檢查都作同樣表述，不論聲帶本身存在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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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術語與普通語言相距太遠。悲劇是，此刻沒有人給王寶洺講解這一切;或者，他的思維已經無法跳出他的受害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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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仁醫院一位醫生事后說，王寶洺的疑問，是一個病人正常的想法。但他強調，“醫院接到投訴后調集了他住院手術的病歷，也調集了手術所送的病理標本，組織專家進行討論鑒定，結論是別的醫院在CT上看到的這個‘右側聲帶’，是腫瘤的復發，還在那個部位”;“后來他在外院做了全喉切除，術中所見和術后標本都證實了這一點。因此徐文給病人不可能做的是‘偽手術’。醫院和徐文本人反復給他講這個道理，給他看病理標本，但是王寶洺不能理解，他認定就是徐文害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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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許正因為此，徐文隨后在病歷上為王寶洺所留的兩條醫囑，對其已失去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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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術后越早放療越有效，王寶洺的放療在海軍總醫院進行。7000拉德的放射劑量盡管已經足夠，但王寶洺病情在幾個月后繼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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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7月21日，他再次出現在同仁醫院就診。因病變快速生長，此時他已出現了呼吸困難等癥狀。搶救中，同仁醫院為王寶洺緊急做了氣管切開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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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7月31日，患者自行出院。此時，醫患信任或許已經蕩然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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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院后，王寶洺到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找到頭頸外科主任醫師吳雪溪就診。吳雪溪對財新《新世紀》記者回憶說，王寶洺當時的情況是“腫瘤復發，且已是晚期（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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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腫瘤屬于‘跳出來’型，比較好辦;有的屬于深處縱橫捭闔型，王寶洺的情況屬于后者，較為復雜。”吳雪溪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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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時，惟一的選擇是保命，做全喉切除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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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寶洺當時依然不信自己已達喉癌晚期，更不愿就此喪失說話功能。他不理解“表面上看起來好好的地方，底下是腫瘤”，直到吳雪溪為他做了喉部穿刺，看到病理結果確實是深處有腫瘤細胞，王寶洺才轉變態度，同意做全喉切除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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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發音功能就此喪失，再也不能為學生講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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